惊人的真相：顺治帝被郑成功炮毙于厦门

令人不解的是，这本在史学界流传已久的《先王实录校注》中对顺治死因只字未提，而我市的郑成功研究者、浸淫该书二十多年的张宗洽先生经过认真对照后发现，这本新发现的神秘手抄本中，除多出了上文中提及的顺治死因之说外，其余内容均与《先王实录校注》基本一致，而且更加详细完整，恰到好处地补充了原先因残缺而无法推断的字句，即使多出的三段文字也言之凿凿，与上下文衔接贯畅。从文字上推敲，并未有作伪之嫌。他由此认为，手抄本《延平王起义实录》具有相当的可信度，很有可能抄自最为原始的手稿。而《先王实录校注》的前身《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》同样经传抄而来，是否是早先的抄录者出于某种目的，故意将顺治皇帝的死因略去，以掩天下人耳目？

顺治新死因的几点佐证

“顺治被郑军炮毙于厦门”的新说，虽然尚无更多技术上的支持，但是从情理上推论，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。在同以张宗洽先生为主的几位史学研究者多次讨论，并加上记者自己的推测后，我们在此提出几点猜想，在此新说尚未定论际，与读者一起把它作为历史趣闻来分析分析。

其一，顺治可能亲征郑成功吗？

顺治对郑成功，一直是持拉拢态度，希望以招抚平乱。《先王实录校注》记载，顺治曾写信给郑成功，信中批评多尔衮把郑芝龙扣押的行为，并向郑成功道歉。此外，郑成功在南京吃了败仗后，曾派手下外交官蔡政到北京晋见顺治，与朝廷就招抚之事谈判。谈判未果，顺治并不为难，还遣其出京，建议他到江南和地方官员谈谈。

年轻的顺治在朝中施政难以放开手脚，主要是受到以多尔衮为首的一干朝中老臣的压力。在对待郑成功的问题上，顺治和多尔衮意见相左。顺治曾在给郑成功的信中批评多尔衮，而顺治遣蔡政出京后，蔡政遭到朝中实权人士的追杀。顺治是位有心作为的皇帝，可以想象他对此的不满。随大军南下亲征，一是可以离开朝廷，充分做主，二是董妃新丧，他借机散散心，都说得过去。史书之所以没有记载，恐怕也是因为此举太过草率，顺治觉得正式提出，势必遭到朝中要臣的反对，干脆秘密从军。满人初入关内，许多皇室的规矩都未谙熟，顺治此举虽然在今天看来难以理解，但却未必无此可能。

其二，清军败退，原因蹊跷

顺治此次随军征讨郑成功，兵力上是占绝对优势的，而且清军有全国的大后方，郑军仅据一大陆死角死守，胜负似乎一判即明，这也是顺治敢于随军前往的前提。然而，清军从1660年7月开始，至次年春败退，连续数月未能拿下，几乎有些不可思议。一方面由于郑成功用兵有方，另一方面，或许是因为顺治有政治方面的考虑。

以这样悬殊的兵力对比，清军在围攻数月之后拿下郑成功，从军事上来讲应该不算难事，但是何以却让郑军取得大捷，进而败退？应该是由于清军内部出现了重大变故所至。而这个重大变故，是不是就是顺治之死呢？由于重要人物阵亡而退兵的情况，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重演。公元1256年，元兵围攻合州钓鱼城，围城五月，城即破时，御驾亲征的元宪宗蒙哥被流矢击中身亡，元军遂退。

此外，清正史对这场战役的态度也非常耐人寻味。《清史稿·世祖本纪》中，对郑成功的军事行动一直记载详尽。郑成功部将每一次投降的行动都被记录在册，而顺治十六年八月那场清军得胜的江南之战，竟然用了两百余字记录。相比之下，后来战役规模更大的厦门之战除了开始“十七年秋七月，壬午，以罗为安南将军，率师征郑成功。”外，几乎全无下文。

其三，顺治为何突然淡出史册？

翻查《清实录》中有关顺治的历史，也可得到一些印证。自1660年10月份以后，顺治就未曾被正面提及，只是偶尔几笔带过“上谕……”，即皇上手谕的内容。而到了12月，已三、四年深居慈宁宫，不再过问朝政的皇太后又重新出场了，“皇太后慈谕”开始多了起来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顺治对董鄂妃的忌日无比重视，书中数次提及他亲自派遣官员等前往祭祀，12月初皇太后还“谴公遏必隆祭端敬皇后”，不久后却表示对此事不再过问了。另外，从10月之后，书中关于这次出兵厦门的情况和结果也再无只言片语，不能不让人起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