秋夜的记忆

    就是想破大天，我也想不到能见到她。

    那天，我刚上班，便躲进办公室里起草和政府要钱的报告，快要写完的时候，秘书敲门进来，说是有人来报到，让我给分配个活干。

    我主管的是个临时单位，专管城市里的各项活动，例如菊花节、服装节、元宵灯会等等。因为是个临时单位，所以人员流动很大，人来人往，忙时人多，闲时人少。眼下正在筹备菊花节，所以正是需要人的时候。

    秘书把报到的人请进来，再把人事登记表放在我的眼前。我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好，请坐”，随手拿过登记表，看到姓名一栏大大方方的写着‘欧阳子默’，性别一栏是女。欧阳子默，我对这个名字是如此地熟悉，好象在什么地方接触过。我打开大脑里的记忆程序，以每秒几次的速度查找，可依然是模模糊糊。

    “你好，吴处长”一个甜美的声音终止了我的搜索：“我叫欧阳子默，是文化局借调来得。”

    我抬起头，上下快速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从文化局借调来的，叫欧阳子默的女同志。看人家 长的，大高个瓜子脸，大眼睛上戴着副无框方形眼镜，小鼻子小嘴，脸上略饰粉黛，上身穿着一件大开领的奶色丝绸对襟上衣，上面点缀着线缇团形菊花纹。下身着一条黑色长裙，脚上是墨红色的坡跟凉皮鞋。

    也许是我的打量里包含着寻找，欧阳子默还是用甜美的声音问我：“吴处长，我们以前见过吗？”

    “噢，对不起，我们见过吗，好象，对，好象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吧。”我有些语无伦次。

    “吴处长，其实，我们见过面。”欧阳子默来了一句。

    “真的见过吗？在那？”我近乎于追问，想快些找回点记忆。

    “电视上啊。”欧阳子默有些玩笑。

    “电视上？”我显得一头雾水。

    欧阳子默已经笑出声：“你主持了好几届的菊花节，谁还不认识你吴处长，吴新昊大处长啊。”

    玩笑归玩笑，可欧阳子默说的是实话。我们这座城市的各项活动已经开展了有十多年，我作为活动筹备负责人也当过几次活动主持人，算是城市的名人吧。

    我请欧阳子默坐下，然后给她冲上一杯上好的龙井茶，这可是除了市长，她是第二个喝过我的龙井茶的人。

    我问欧阳子默在文化局干什么工作。她说她原来是市歌舞团的歌唱演员，一个星期前到的文化局群众工作部。既然是从文化局来得，我把欧阳子默安排到了演出办公室，明确地告诉演出办公室的田主任，欧阳子默负责菊花节文艺演出的歌唱演员的选定。

    人总归是一个有着思维的高级动物，对那些是是而非的记忆总是会刨根问底，当然，我说的也不是全部。我就是一个好钻记忆牛角尖的人。我信任我的记忆，尤其信任对人的记忆。在基层单位工作时，我管着一千多人，我能一一说出他们的姓名、年龄和工种。可是今天，明明觉得在那听说或者是在那见过一个叫子默的人，为什么就是想不起来呢。

    回到家，我第一件事就是问老婆：“你的朋友和同志中间有没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子默的人吗。”

    老婆问我子默是谁？我说是今天刚借调来得。老婆想了想，很干脆地回答我：“子默？没有，不认识。”

    老婆势力范围算是没戏，那肯定是属于我的认识范围了。可到底在那见过一个叫子默的人或者听说过一个叫子默的人呢，而且还是一个漂亮的，让人想多看几眼的时尚女人呢。欲知结果，还得打开大脑里的记忆，继续寻找。

    躺在床上，满脑袋都是子默。我敢保证，一定是见过或者是听说过子默，至于是不是姓欧阳，我不敢肯定。我先是从最近的记忆开始，然后一点一点地向记忆的深处挖掘。我曾经的工作单位里，有叫子民、子林、子桥、子明和子亘地，哪些都是男的，女的就有一个叫子梅，有一个叫子兰，没有叫什么子默的。

    再往远处想，同学里有叫什么什么子，子什么什么的，还是没有叫子默的。想着想着，我竟然想到孔子有个门生叫子路。对了，我不会是把墨子当成子默了吧。想到墨子，我稍微放松了一下，觉得是这么回事。可只是短短的一小会儿，我便否定了自己，不关墨子什么事。

    我知道这一宿是别想睡了，这是我对自己的一种折磨，常常为了追索记忆的盲点，我会成宿成宿的‘失眠’。

    记忆的搜索开始走向我插队的主页。我插队的地方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郊区。这要得益于我的父母，他们做了‘五七战士’，把我扔在姥姥家上中学，然后又被一鞭子赶到这个郊区的生产队做了知识青年。

    搜索中，我的记忆停留在某一个点上。我想起了她，对，她好象就叫什么什么子什么什么默的。

    于是，我仔细地整理出有关她的记忆。那是我下乡第一年，深秋的一天晚上，我在生产队的场院值班。值班是两个人，一个头半夜，一个后半夜，我值的就是后半夜。北方的深秋，后半夜开始下霜，我有了些寒意，便在场院的边上点着些包米骨子取暖。

    “静静的秋夜，瑟瑟寒风吹。红红的火苗，孤单的看场人------”就在我想用作诗来驱赶寒意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女人战战兢兢声音：“同志，去市里怎么走？”

    生产队的场院处在两条公路的岔口，一条路去城市的西边，一条路到城市的东边，经常有人来打听路，我们也会指点一下，但是后半夜打听路的我还是第一次遇到，再说，身处深更半夜，我本来就胆虚。突然有人说话，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。俗话说人吓人，吓死人，我全身的汗毛一下子全都站起来，“谁呀”，我大声地问，连头也不敢回。

    “我，同志，吓着你了吧，真是对不起”，女人又跟我说话。

    我连忙起身，回头一看，眼前站着位姑娘，脖子上围着条红色的围巾，身上穿着件工作服棉袄，脸上的汗水已经形成了水流，嘴里呼哧呼哧地哈着白气。真的不敢想，一个姑娘，竟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向一个陌生的男人打听路。

    我立刻由恐惧变成了敬佩：“您有什么事？”

    “我要去中山区，走那条路近”姑娘说。

    “中山区？”我有些疑问。“中山区在城市的东边，离我们这里有三十多里地，您要走着去？”我紧跟着又是一个疑问。

    “是这样，我是银洲十里堡的下乡知识青年，今天傍晚接到家里的电报，说我爸爸病危，让我赶紧回家。”

    “银洲十里堡？离我们这有二十多里地？你坐11号？”我第三次疑问。

    “没办法，我们那里还没有分红，再说已经没有了火车，我只得走了。”姑娘已经要哭了。

    看着姑娘的摸样，我的心里又有了怜悯：“快烤烤火吧。”

    “我到是不冷，就是------”姑娘欲说又止。

    “你饿了吧？”我猜想。

    “是，你有吃的吗？”姑娘说。

    “看你说的，守着个场院，还能没有吃的。”在勇敢的姑娘面前，我已经忘记了纪律。我用衣服兜来一些土豆、地瓜还有黄豆，然后一股脑地放进火堆里，又往火堆里多添了一些苞米骨子。

    在等待食物的过程中，透过火光，我打量着姑娘。姑娘很漂亮，梳着体育头，两只眼睛大大的圆圆的，给人智慧和勇气。在火光的映衬下，姑娘的脸蛋是红红的、嘴唇是红红的。

    投入火堆里的土豆地瓜还有黄豆很快就烧熟了。我用棍子把它们从火堆里扒拉出来，再用包米叶子包着一个个放到姑娘跟前：“吃吧。”

    “谢谢大哥。”姑娘嘴上说着谢谢，眼睛却盯着地上的食物。

    “不用谢，快吃吧。”我催促着姑娘。

    姑娘一扫羞涩，立刻拿起一块地瓜，连皮也不扒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我则一边检着烧好的黄豆，一边看着姑娘的吃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