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远的伤痛

   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冬夜是怎样地让人寒心彻骨。

    1987年的除夕前夜，母亲和我们兄弟俩围着炉火在等父亲回来。父亲那时有些经济头脑，从两年前就一直在外跑生意。敲门声响起，却是常和父亲一起跑生意的隔壁四伯。四伯把母亲拉到屋外，嘀咕一阵后，母亲一脸惨白地回到屋内，泪水从她的眼角不住地往下流。原来父亲在外面有了女人，那女人是个寡妇，拖着一个孩子，父亲和她已经有一年多的来往了。

    我们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窖。

    那一年，我17岁，正在县一中读高一，而弟弟在一所乡村中学读初三。

    父亲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为了供我们兄弟俩读书，母亲开始了长年劳累的艰苦生活。

    我高中毕业后，按成绩完全可以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。但在填报志愿时，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在三个志愿栏里全都填上了本地的一所师专。因为当时师范类院校不收费，而且每月还有生活补贴。

    弟弟后来也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。我们兄弟俩啃着冷馒头好不容易念完了大学。

    我被破格从师范类毕业生改派分到了一家电视台。

    参加工作报到的那天，母亲陪我一起去。路上我听见母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    弟弟分到深圳后，把头三个月的工资近万元全部寄回家，并给母亲写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浸着泪迹的信。

    这一年夏天，我专程带着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游了一趟三峡，她回来后唠叨了很久，说那些山比咱家后山好看得多，四川的麻辣烫也很过瘾。

    生活原本可以在我们固想的方式里运行，但有时它却在我们不愿意的地方拐了弯。父亲的突然回来就像他骤然离开一样，让渐渐平静下来的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突如其来。

    1996年春节前，弟弟从深圳回来，我们在乡下那间破旧的小木屋里忙碌着，一家人沉浸在团团圆圆的欢乐之中。

    这个时候父亲突然回来了。

    父亲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，我们不知道他已经站了多久。最先发现他的是母亲，母亲一言不发，突然她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。父亲有些惊慌，显得不知所措，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，衣服也很破旧，我愤怒地斥问父亲：“你还回来干什么，你不是不要这个家了吗?”父亲的回答有些木讷，他只是反复说：“我对不住你们三个，我错了。”邻居们听到母亲的哭声后，也纷纷聚拢来指责父亲。父亲低着头蹲在门槛边上抽闷烟。

    喜悦的气氛刹那间被父亲的回来冲得烟消云散。良久母亲说：“回来了好，以后安安心心过日子吧。”我和弟弟几乎异口同声地反对：“不可能，我们家没这个人!”

    团年饭是在沉默中吃的，原来准备放的鞭炮被我一气之下扔进了水塘。正月初二，弟弟就启程去了深圳。弟弟前脚刚走，我后脚就回到了单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