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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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开始用手机时，有的人爱跑到马路边上接听电话，双手抱着个“大砖头”指东道西，旁若无人，但又希望大街上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自己。别人说这才叫潇洒，老王说这是“烧包”，他看不习惯。
去年企业改制时，老王由秘书升任厂党委办公室副主任，但手下仍无一兵一卒，只是听起来很美。不久，企业实行“减员增效”，党办与工会、团委、妇联等群团组织合署办公。老王与工会主席、团委书记、妇联主任在原则上，都享受副厂级待遇，每人配备一部手机。可老王说办公室有部电话就可以了，自己年龄大了，配手机也不会用，他很乐意为企业节省这笔开支。
老王不“烧包”，也不去赶时髦，他只想在退休之前，就企业党建问题做理论上的探讨，集中精力写几篇高水平的论文。就这样，办公室里除老王外，其他三位都配备了手机。
因为老王没配手机，有的人就以为他不够级别。有一次老朋友来访，当朋友看到办公室里的小青年全都在腰间挎上了手机，连妇联主任的手袋里也不时地冒出古怪的、很个性化的手机铃声时，就为老王鸣不平，说老王勤勤恳恳干了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享受不到一部手机？老王只是笑一笑，什么都没有说。
因为没有手机，老王也不去研究手机。当他们三位说起手机短信、滚动消息、红黄段子、梦网冲浪时，老王便如听天书，半天也插不上一句话。那神情仿佛十分地脱离群众，好似压根儿就不想和大家同吃一棵葱。
企业内部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。今年初，又开始划小核算单位，实行办公经费包干了，电话费、手机费也由全厂统支，改为按部门支付。这样，老王每月都要到财务部去核报电话费和手机费。新来的财务部经理关切地问：“手机费够用吗？”老王本想说自己没手机，他报的手机费是办公室的手机费，但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。
他们三位因配备了手机，那级别也好像比老王高出了半级。每到月底，都催老王去缴话费。平时，打水、扫地、倒垃圾等办公室里的杂务，也都归老王一个人去干。那天老王拖地拖到妇联主任的办公桌前，妇联主任竟然坐着一动不动，只是把脚抬了抬，嘴里还说：“再往里边拖一点，看那儿脏成什么样子了！”
老王的办公桌上放着一部电话，但老王很少用。其他三位也很少用。他们常对老王说：“我不在时，如果有人找我，老王你就打我手机；有电话找，也请他们打手机。”接电话是老王的义务，可电话里每每给他带来新的任务。比如上星期五，妇联主任来电话，就交给老王一项轻松而又愉快的任务，让老王到幼儿园帮她把孩子接回家。
老王成了他们三位的办事员了，每天为他们忙里忙外的，自己的论文却迟迟没有眉目。老王意识到自己不能同时受他们三位的领导，应该推荐团委书记小许担任办公室主任，如果不行，就要求配备手机。在手机上，应享受平等待遇，否则会被他人轻视，整日里被呼来唤去的，连坐下来写篇文章的工夫都没有。即便是配备手机不用，也要配备，用不用是另一码事。
党委张书记看了老王的推荐报告，认为小许还年轻，锻炼锻炼再提拔不迟。老王说：“那么，就给我配备一部手机好了。”
张书记说：“可以的。你是享受配备手机的副厂级干部。”老王满意地走出了张书记的办公室。
让张书记不明白的是，提拔不提拔小许，与老王配手机，风马牛不相及，再说，老王当初不愿配备手机，现在怎么也要求配备手机来了，也想“烧包”不成？看来老王真的老了。想到这里，张书记就在拟定的“内退”人员的名单后面，添上了老王的名字。
（原载《北京日报》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５日 北京樊发稼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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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开始用手机时，有的人爱跑到马路边上接听电话，双手抱着个“大砖头”指东道西，旁若无人，但又希望大街上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自己。别人说这才叫潇洒，老王说这是“烧包”，他看不习惯。
去年企业改制时，老王由秘书升任厂党委办公室副主任，但手下仍无一兵一卒，只是听起来很美。不久，企业实行“减员增效”，党办与工会、团委、妇联等群团组织合署办公。老王与工会主席、团委书记、妇联主任在原则上，都享受副厂级待遇，每人配备一部手机。可老王说办公室有部电话就可以了，自己年龄大了，配手机也不会用，他很乐意为企业节省这笔开支。
老王不“烧包”，也不去赶时髦，他只想在退休之前，就企业党建问题做理论上的探讨，集中精力写几篇高水平的论文。就这样，办公室里除老王外，其他三位都配备了手机。
因为老王没配手机，有的人就以为他不够级别。有一次老朋友来访，当朋友看到办公室里的小青年全都在腰间挎上了手机，连妇联主任的手袋里也不时地冒出古怪的、很个性化的手机铃声时，就为老王鸣不平，说老王勤勤恳恳干了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享受不到一部手机？老王只是笑一笑，什么都没有说。
因为没有手机，老王也不去研究手机。当他们三位说起手机短信、滚动消息、红黄段子、梦网冲浪时，老王便如听天书，半天也插不上一句话。那神情仿佛十分地脱离群众，好似压根儿就不想和大家同吃一棵葱。
企业内部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。今年初，又开始划小核算单位，实行办公经费包干了，电话费、手机费也由全厂统支，改为按部门支付。这样，老王每月都要到财务部去核报电话费和手机费。新来的财务部经理关切地问：“手机费够用吗？”老王本想说自己没手机，他报的手机费是办公室的手机费，但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。
他们三位因配备了手机，那级别也好像比老王高出了半级。每到月底，都催老王去缴话费。平时，打水、扫地、倒垃圾等办公室里的杂务，也都归老王一个人去干。那天老王拖地拖到妇联主任的办公桌前，妇联主任竟然坐着一动不动，只是把脚抬了抬，嘴里还说：“再往里边拖一点，看那儿脏成什么样子了！”
老王的办公桌上放着一部电话，但老王很少用。其他三位也很少用。他们常对老王说：“我不在时，如果有人找我，老王你就打我手机；有电话找，也请他们打手机。”接电话是老王的义务，可电话里每每给他带来新的任务。比如上星期五，妇联主任来电话，就交给老王一项轻松而又愉快的任务，让老王到幼儿园帮她把孩子接回家。
老王成了他们三位的办事员了，每天为他们忙里忙外的，自己的论文却迟迟没有眉目。老王意识到自己不能同时受他们三位的领导，应该推荐团委书记小许担任办公室主任，如果不行，就要求配备手机。在手机上，应享受平等待遇，否则会被他人轻视，整日里被呼来唤去的，连坐下来写篇文章的工夫都没有。即便是配备手机不用，也要配备，用不用是另一码事。
党委张书记看了老王的推荐报告，认为小许还年轻，锻炼锻炼再提拔不迟。老王说：“那么，就给我配备一部手机好了。”
张书记说：“可以的。你是享受配备手机的副厂级干部。”老王满意地走出了张书记的办公室。
让张书记不明白的是，提拔不提拔小许，与老王配手机，风马牛不相及，再说，老王当初不愿配备手机，现在怎么也要求配备手机来了，也想“烧包”不成？看来老王真的老了。想到这里，张书记就在拟定的“内退”人员的名单后面，添上了老王的名字。
（原载《北京日报》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５日 北京樊发稼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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